中国社会企业的推动者
中国的社会企业实践有着漫长的历史，但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近十年来的事情。
2003年，在《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时立荣）一文中首次出现了“社会性企业”概念，标志着我国社会企业研究的正式开始。
2006年7月16日，在阿拉善SEE协会和天下溪教育资讯中心联合举办的“社会企业家与公益事业”研讨会上，原微软中国总裁吴士宏和美国作家戴维·伯恩斯坦一起分享了《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和新思想的威力》一书，吴士宏花了两年时间翻译此书。这本书在中国影响深远，成为很多社会企业家的启蒙之书。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企业家群体探索社会企业实践的开始。
真正使社会企业逐渐成为一个为众所知的概念，一个关键性事件是2008年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C）推出的中国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BC总结中提到，该项目持续八年，培训了3200多名社会企业家；携手合作伙伴向117家社会企业提供了37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机会；举办沙龙、巡回演讲和其他公众活动，共计超过17,000位专家、慈善家和大学生参与；通过社交媒体促进社会企业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受众已达1200万名；在中文媒体中形成超过5,600个社会企业相关话题的专门报道。2016年3月，BC社会企业技能培训项目在中国正式结束。
随着对社会企业探索的推进，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也逐步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实践。近十余年对社会企业发展推动的关键事件如下：
2009年，KAB全国推广办公室和恒源祥集团联合发起“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计划”，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公益理想和全球视野的公益创业青年”，通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全方位营造鼓励社会创新与支持公益创业的社会氛围，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鼓励其创建社会企业。
2013年，KAB年会期间成功举办“青年恒好公益创业教育与实践研讨会”，开启KAB中国公益创业理论研究的探索。
2015年，KAB全国推广办公室发布首部《中国青年公益创业报告》，报告首次对中国青年公益创业标准提出评价基础指标及评价标准；首次厘清青年公益创业边界——“自我造血”，解决社会问题，亟待第三方认证；首次对公益创业青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
2016年，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两会上建议，将公益创业纳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涵范畴，在着重推进商业创业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的发展。
青年恒好从最初的遴选优秀公益创业计划书，到遴选优秀公益创业方案并给予奖励和扶持，五届活动奖励了130多个公益创业团队，更重要的是各种配套活动及媒体传播，普及了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的理念，大大推动了中国青年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发展。
以“公益创业”为切入点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除了KAB全国推广办公室，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成立于2007年的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
该机构2008年出版国内第一本《公益创业学》教材，2009年策划举办中国大学生公益创业挑战赛暨年会，2010年举办中国大学生公益创业论坛，2011年举办中国公益创业高峰论坛，2012年举办中国公益创业者训练营，2013年策划发起中国公益创业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理念的传播。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国内首家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著名企业家发起，以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参与式资助为主要运作模式的创新型非公募基金会。其愿景是：“探索中国社会创新之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公正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友成企业家基金会的英文名字定为YouChange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简称是YouChange。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全国第一家以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为使命的公益基金会，是第一家以发现和支持社会创新领袖型人才为使命的基金会。
2011年，友成基金会与中央编译局联合出版了《“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包括《社会企业家的战略工具》、《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等书，推动了社会企业研究的发展。
2014年，友成基金会提出了社会价值的概念。“所谓社会价值，是指组织和个人通过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创造，通过创新的方式，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共同利益。”友成认为，“所谓社会企业家其实就是最能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群人。”同年开始筹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2016年友成联合几十家投资机构、研究机构和企业组织，正式发起成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英文全称为：“China Alliance of Social Value Investment”。
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于2008年由香港政策研究基金会创立，当时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开始受到重视，认为有助于解决各种社会和发展问题。从2008年起步，2009年参会人数400余人，2010年800余人，到了2019年，几乎每年都有2000 到3000名参会者，“社企民间高峰会”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企盛会。
十二年时间，香港社企高峰会已成为社企运动之中民间与政府间的重要桥梁，从香港走向世界。
2013年，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发布，为该报告召集人为壹基金前秘书长、永真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周惟彦。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 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共同撰写完成。
这篇报告的出世填补了社会企业白皮书的空白，在社会企业行业里有重要影响力。
报告指出：“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创新模式，社会企业兼具商业的高效、专业、灵活等特征，同时以承担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发展进程之中，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富有活力的创新方案，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实践领域，社会企业能够从横向上打通诸多职能部门之间的隔阂，灵活、有效地处理社会服务领域的综合性问题”。
2014年，中国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正在从萌芽期进入市场构建期。在此背景下，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恩熠影响力投资基金、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马云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育公益创投基金、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圆恩空间、增爱公益基金会、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以字号的拼音顺序排列）共17家机构经过半年的酝酿协商，决定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以整合资源共同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
2015年6月，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于深圳顺利举行。此后每年一届。
2017年，该论坛更名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2020年，“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年会上颁发了2020“向光奖”，包括年度社会企业TOP10、年度商业向善TOP10、年度影响力投资TOP3、年度研究奖TOP3等奖项。
社会企业认证在中国的“破冰”，始于顺德。2014年，广东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发起了全国首个地方性的社会企业认证。截至2017年底，顺德通过两次认定共认证社会企业14家，观察和意向社会企业10多家，服务领域涵盖助残、环保、公共安全、文化教育、社区营造、国际交流等。
社会企业认证在中国变成全国性的认证，始于深圳。2015年，第四届中国慈展会期间，7家社会企业在深圳获得主办方颁出的“民间执照”，其中包括来自大连、上海、兰州和深圳本土的企业。
2017年，作为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的执行单位，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成立。
社会企业认证在政府层面的重大突破开始于成都，2018年4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成都市工商局又陆续出台了《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工作试行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
2019年10月23日，社会企业服务平台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电子科技大学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3家研究性机构和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恩派公益、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5家事务性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经由社会企业服务平台认证通过的社会企业已有283家，覆盖全国25个省市。涉及行业领域15个。
2014年，“社创之星中国社会创业家大赛”起航，由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社会创业家全媒体发起，搜狐公司、友成基金会和敦和基金会共同主办。
“社创之星”年度评选活动总目标是通过发现和支持新兴社会创业者，促进社会共享价值最大化，并创造新型和改善的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评选不以“成功”而以“新希望”作为评选标准，评选出来的“社创之星”，既非“公益大腕”，也非频频露面的“获奖专业户”，而是植根社会需求、脚踏实地、利用创新方式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业者中的新兴力量。
从2014年开始，社创之星大赛每年举办一届，七年时间已经覆盖到20个省与直辖市，并跨越海峡两岸。经数百位导师推荐、评审，共发现了400余位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新兴社会创业者。
他们在医疗健康、教育、社区融合、救灾、扶贫、城乡发展、交通、残障、环境、能源和水、文化艺术、居住等社会创生领域，正持续产生社会商业相融合的价值，并不断扩大社会企业的影响力。
2017年6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北京倡议》在北京发布。
该倡议旨在通过凝聚共识、落实行动、建立机制来逐步形成基于专业分工的紧密工作网络，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事业取得全方位的、持续的、实质性的进展。
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已经意识到需要联合起来，意识到尤其需要有更加严谨的理论体系支撑，形成共享的社会企业大数据网络，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北京倡议》界定了社会企业的内涵：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组织目标；通过符合企业家精神的方式，创新性地和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同时社会目标不会轻易产生漂移的组织。
从2018年开始至2020年，福布斯中国连续三年发布2018年度30岁以下精英社会企业行业榜单，对扩大“社会企业”在青年群体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游猪生态朱清、光盘打卡柳济琛、音书科技陈国强、柯来视陈航、YOYO鹿鸣刘德琳、织心青年耿向顺、银巢养老李靖慧、是光康瑜、北辰青年宋超、社投盟马文年、三亩勺子韦茜丽、雨花睿泽辛福、大地密码邢正轩、乡兴社王兆承、御花堂喻明慧、美育中国朱全立、目曦教育朱子沐等90位青年入选近三年榜单。
2019年1月4日，全国首例企业名称中体现“社会企业”执照于成都发放。获评成都市首届社会企业之一的“成都市智慧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成都高新区环保与综合执法局申请名称变更，在名称中增加“社会企业”字样，变更为“成都智慧源教育咨询社会企业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环保与综合执法局收到申请后，在市工商局指导和支持下，快速为该公司办理了名称变更登记，发放了全国首例在企业名称中体现“社会企业”特点的营业执照。
“‘社会企业’通过评审认定产生，不是通过注册登记产生的。”成都高新区环境保护与综合执法局企业注册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支持“社会企业”培育发展，成都市工商局出台了配套政策，对经认定的成都市“社会企业”可以使用“社会企业”字样作为企业的经营特点标注到企业名称中，向登记机关申请名称变更。
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主要有“申报资质”“社会企业章程备案”“信用状况”“社区服务性”“可持续发展”“高效解决社会问题”及“社会影响力”等7大标准。经认证的社会企业，将通过“成都信用网”对外公示，并可享受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支持和后续服务。
2019年1月12日，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周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会上启动了中国影响力投资百人会。社企周期间颁发了第三届“年度社会企业家精神奖”，“光盘打卡”小程序创始人柳济琛、中关村创业博物馆团队、混序部落创始人李文等获奖。
2019年4月社企星球举办中国社会企业家训练营，以“新兴社会企业的黄埔军校，未来社会企业家的摇篮”为使命，致力于播种社会企业家精神，为行业培养社会企业人才，推动社会企业行业的发展，为社会企业服务。
2019年5月，社企星球发起举办首届中国新兴社会企业发展峰会，旨在拓展社会企业增量，2020年6月举办第二届社企峰会。
2019年8月19日，首届社会企业研究三十人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了“社企研究院”项目，其全称为“中国社会企业研究院”。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企业”发展为核心，以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企业实践为宗旨，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企业的标杆，集合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企业行动性研究的实践派，成为社会企业创新研究的大本营，成为社会企业新时代新实践的中枢大脑，成为中国社会企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引擎。
2020年1月12日，中国社会企业周开幕式暨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家年会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中华厅举行。
2020中国社会企业家年会上发布了“社会企业日”（Social Enterprise Day）倡议和《2019-2020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报》，将已经举办三届的“年度社会企业家精神”升级为“社企星球奖”，众惠相互财产保险社、国仁乡建社企联盟、优儿帮、茶道新生活、创艺无限赵春香等获得2019-2020年度“社企星球·年度社会企业家精神奖”。
2019年10月13日-15日，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浙江大学举行，大赛首次在国际赛道设“社会企业组”。大赛组委会对社会企业定义为“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形成正向、良性、可持续运行模式，服务于乡村振兴、社区发展、弱势群体、或以增益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和目标，并有机制保证其社会目标稳定。其社会影响力与市场成果是清晰、可测量的。
社会企业组项目要求以工商企业类为主，以利于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推动社会企业发展。”通过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大赛平台，提升了“社会企业”在高校的传播度、认知度。
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第四届社会创业家颁奖典礼举办。
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办，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联盟、上海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中心、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益起邦等联合主办的第四届社会创业家颁奖典礼暨社会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在上海财经大学顺利举行。
大会评选出深圳联谛信息无障碍梁振宇、北京中科卓望郁卫星、深圳爱乡宝郑捷、上海登龙云合刘璇、深圳游猪生态朱清、云上田园赵义梅、青岛桃花源代成毅、绘乡计划陈如洁等15位优秀社会创业家，以表彰他们在社会创业领域的卓越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是以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和创业学院为依托，聚集了一批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创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战派创业领袖，通过开展社会创业和社会投资理论研究及相关活动的筹办，旨在构筑一个学界与业界、理论与实践、政府与校企的合作交流和资源对接平台，广泛融合智慧，凝聚社会各界资源，为推进中国社会创业与社会投资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2019年11月30日，“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19年度论坛（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召开。20余位来自政界、企业界和学界的代表围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社会企业的世界潮流与当代中国实践”“张謇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企业”等议题，深度探讨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应对全球危机、承担社会责任、推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路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郝明金在讲话中说，“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家要准确把握时代机遇，做为国家创造独特价值的国家企业、做打造民族品牌的民族企业、做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社会企业，办好自己的事，发出时代最强音，在推进中国特色主义事业中作出贡献。”
2020年9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社会企业服务平台(CSESC)、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新兴经济体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在线论坛——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学术论坛（英文）成功召开。
论坛以激励和推动全球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为目标，吸引了国内外多国学者的踊跃投稿和积极参与，论文主题包括社会企业战略、社会企业人力资源与领导力、社会企业发展与影响等多个新兴经济体社会创业创新相关领域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在致辞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许多社会问题，加剧了许多不幸的人的苦难，资本化的商业和纯粹的福利组织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迫切需要社会企业作为中间选择。然而，路的中间通常很滑，一个人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之一。因此，所有的研究，无论是概念上的，理论上的，还是经验上的探索，都是极其必要的，有理论背景的研究人员参与的认证和教育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鼓励具备理论背景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到社会企业的研究中来，这也是本次学术论坛举办的主要目的。
尤努斯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目前的世界经济系统出现了设计的错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对此应当负有责任。我们有责任纠正和创建一个新的系统，实现零贫困、零失业、零净碳排放的世界。
论坛的最后环节，颁发了第一届“尤努斯社会企业研究论文奖”获奖论文。本届获奖论文为：Breaking the Field Dilemma in Rural Children Reading: A Social Innovation Case Study Based on DDZ，获奖作者为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冯天丽和李佳。
2020年10月31日，社会企业发展论坛在成都隆重举行，吸引逾400名社会企业行业翘楚参与。
论坛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指导，成都市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社会企业认证服务平台(CSESC)主办，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承办。
本论坛以“社会企业家精神”作为主题，邀请逾40位国内外的相关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专业服务机构代表、社会企业代表与影响力投资机构代表等社会企业行业大咖，就社会企业家精神共识、社会企业行业互助、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社会企业政策与发展规划（以成都市为例）和社会企业行业支持伙伴与社企认证伙伴支持体系构建等五大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2020年11月5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之际，成思危基金与团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等单位在哈尔滨共同举办了首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开启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新纪元。
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表示：成思危基金希望能针对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大胆创新，在中国社会企业的起步阶段，鼓励更多的青年企业家投身于社会企业的事业中来，构建共建、共享、共荣、共治的社会企业的生态体系。成思危基金将通过论坛和奖项，持续支持对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与政策完善。
会上颁布了2020“成思危社会企业奖”，上海登龙云合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圳绿色影响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广东开太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家企业获得了“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甘肃伊禾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一起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获得了“成思危社会企业提名奖”。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长裴桓给获奖社会企业颁发了奖杯和证书。
傅振邦书记在总结致辞中表示，论坛的成功举办拓展了中国青年创新创业的内涵、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提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要抓住三个关键点：一是精准定位，聚焦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致力于社会服务公益化发展；二是彰显功能，发展社会企业可弥补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扩大就业；三是打造生态，要加强对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加强宣传引导和氛围营造、加强关键要素有效支撑、加强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2020年12月6日，在十四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之际，成思危基金与亿方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社会企业发展提案研讨会”，开启了社会企业发展政策倡导的新探索。
会议邀请民建中央副主席李世杰出席并讲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和谛恒集团、厚朴投资、社会企业服务平台等关注社会企业发展企业家、社会组织的三十余位代表共同出席会议，研讨会由成思危基金副主席张皎主持。
李世杰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作为我国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爱国主义正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产生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参观了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教育家、民建先贤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和故居，肯定了张謇的爱国精神要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张謇被称为中国近代社会企业第一人，研究张謇精神对探讨新时代民营企业如何助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女士介绍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提出中国传统的儒商文化是社会企业的本土基因，民建先贤的爱国情怀、报国壮举是社会企业的近代实践。近年来，全国多地政府部门在社会企业推动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了打通社会企业生态圈，希望在调研基础上形成提案，从政策层面推动社会企业在国内的发展。
2020年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多点突破、全面崛起之年，通过回顾梳理近十多年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重大事件，一方面是继《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2008-2018）》、《中国社会企业2019年大事记》等文，继续向社会企业的推动者们致敬，另一方面是希望连接更多力量，进一步建立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协作网络和共同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鉴于笔者所知的局限性，以上的梳理必定是不完整的，欢迎大家一起补充和完善。或许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编写一本《中国社会企业史》来。
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企业研究与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企业是完善社会治理、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作为一个新的名词，它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也展现出越来越强劲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目前，在国际上，已有至少32个国家正在发展社会企业事业，以积极回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其中已经有22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具备较完整的社会企业认证与服务体系。在全球商业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瓶颈的状况下，社会企业已逐渐成为许多国家青年和商业从业者新的职业选择。其中，在英国，年轻人选择初创社企的数量是主流中小企业的三倍。
据欧洲社会企业学会2014年数据，欧洲现在约有200万家社会企业，约占欧盟商业公司总数的10%，雇员总数约1100万人，占欧盟劳动市场的6%。据日本内阁府2015年的调查数据，日本共有社会企业20.5万个，占日本企业总数的11.8%；附加价值达到16兆日元，占日本 GDP的3.3%；领薪员工为577.6万人。据2018年英国政府数据，在英国已有超10万家社会企业以及200万雇员，产值高达600亿英镑。可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企业的发展已成为继移动互联网之后，成为新的一波创业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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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梳理国际上对社会企业的界定，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共福利为第一目的，创新运用商业手段，不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新型企业。所得利润部分不分红，继续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
社会企业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来自非营利组织的公益创新驱动，众多非营利组织由于受成本上升、政府拨款或捐赠减少、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亟待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二是来自私营部门的社会创新驱动，有着丰富市场经验并积累了财富的私营部门出于企业社会责任，谋求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社会的问题，社会企业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高级阶段。
发展社会企业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社会企业有助于提升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社会企业创造出新型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出值得在全社会推广的创新的工作方式，并且致力于开发主流商业企业不能或不愿介入的市场领域。社会企业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对个人和社区的赋权，社会企业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快速增长并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第二，社会企业能够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和改革引入新方法，又同商业企业一样，可以通过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创造财富。一方面，社会企业不受外部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压力束缚，能够平衡公共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因为基于社会使命第一，确保创造的利润直接回馈到所服务的社区当中，这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社区尤为重要。
第三、社会企业有助于建设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和培育活跃的公民精神。社会企业通过提供就业、培训和其他支持，社会企业为社会当中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与社会活动之外的群体创造了机会，配合并加强政府主导的就业项目。社会企业活动能够让当地群众积极地参与，从而有效满足自身和社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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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了解张謇“实业救国”、发展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总书记还曾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谈起张謇，称赞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而且谈到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说：“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张謇先是兴办实业，而后倾资兴学、以商养学，张謇把他从商的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和地方公益经费。张謇一生所获财富，皆为社会服务。他不止是爱国企业家，还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企业家。他创办的大生纱厂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
类似大生集团的“社会企业”为何出现在百年前的中国呢？一方面是实业救国的时代背景，更重要的还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
3800年前，“中华商祖”王亥开创农牧贸易兴邦的先河，其通过“立皂市，服牛马”的经营，目的在于“以为民利”，为改善整个部落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增强抵御自然灾荒和野兽侵袭的能力，使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并不是只谋一人私利。
1000多年前，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吴县设立范氏义庄，捐田地1 000余亩，田地生产经营的收入用于赡养宗族内贫穷成员。范氏义庄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持续经营900年。以“公田”“义仓”“族田”“村学”等为代表的村庄社区共有制，以社会综合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利润回归社区全体成员，这些都非常符合“社会企业”的特征。
此外还有道商范蠡、儒商子贡等，义利并举的文化一脉相承。可以说古代中国原本就是“社会企业”的天然故乡，“社会企业”一词虽然兴起于西方，但它必将持久兴盛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土壤更适合社会企业的茁壮成长。
因为中华文明最高准则与核心思想就是遵从公平公正的天道，社会企业模式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传统。社会企业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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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企业实践有较长的历史，但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近十多年来的事情。
2003年，在《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一文中首次出现了“社会性企业” 概念，标志着我国社会企业研究的正式开始。
2009年，团中央KAB全国推广办公室发起“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公益理想和全球视野的公益创业青年”，通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全方位营造鼓励社会创新与支持公益创业的社会氛围，引导当代青年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鼓励其创建社会企业。
2011年6月，北京市委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文件中提出要“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
2015年佛山市顺德区率先破冰认证发展社会企业，此后，深圳市福田区、成都市（含市级及九个区县级），以及北京市（含市级及一个区级试点区域）等纷纷推出支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企业的发展。其中，成都市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成都市工商局又陆续出台了《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工作试行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
2016年，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两会上建议，在着重推进商业创业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的发展。
2019年1月，全国首例企业名称中体现“社会企业”执照于成都发放。11月，“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19年度论坛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召开。20余位来自政界、企业界和学界的代表围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社会企业的世界潮流与当代中国实践”“张謇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企业”等议题。
2020年11月5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之际，成思危基金与团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等单位在哈尔滨共同举办了首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颁发了首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奖”，开启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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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的实践与探索，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目前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社会公众对社会企业认识不足。社会企业的公众知晓度低，不仅政府官员，包括学者、媒体和公众，都存在一定程度认识不足的问题。媒体报道不多，理论探索不深，使得许多本身已在进行社会企业实践的社会企业家们对社会企业本质都不甚了解。另一方面，某些获得“社会企业”称号的企业因为一些公共伦理危机，又让公众对社会企业产生怀疑。诸如“打着社企的名号”，“借公益之名无偿地获得资源，又能像企业所有者那样将组织的资产据为己有”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要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又不能让“社会企业”被滥用，需要正本清源的理解社会企业，传播社会企业。
第二，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制度支持滞后。虽然已有成都、顺德等地方政府在探索，然而还缺乏统一、普适性的法律认可。中国社会企业合法性困境的存在是影响其当前发展的重要障碍，而这些困境的解决不仅需要社企行业本身的进一步成熟，更要依托于广泛的制度环境的发展、文化传统的革新以及公众认知提升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三，社会企业的组织能力建设和支持生态建设需要加强。与普通商业企业或慈善组织相比，人们往往会对社会企业的实践及其混合效益的创造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国的社会企业仍存在着社会使命界定不明确、市场运作模式单一、核心竞争力匮乏、创新性有限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还表现在资金短缺、组织能力建设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此外，国内现有的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中仍缺少高质量的枢纽型组织、评估与能力培育型平台、专业的科研机构等中介组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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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外社会企业发展的实践，关于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企业的建议如下：
第一，加强对我国社会企业领域的研究，成立“中国社会企业研究院”，建立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企业理论与知识体系。相关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企业”的表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社会企业的大本大源，或许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企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境界。此外，还要研究社会各领域（如乡村振兴、社区发展、无障碍服务、环保、就业、养老、弱势群体、文化传承、公益金融等）的社会企业案例；社会企业元素在非营利部门和商业部门中的发展；合作社、区块链与社会企业的关系；传统文化、张謇精神等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商业部门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升级转型等等。
第二，加强社会企业的党建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企业党建机制，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社会企业情况开展工作，推进社会企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将党建工作融入社会企业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建设一支对党忠诚、热心公益、崇尚企业家精神、注重创新创业、勇担社会使命的社会企业家队伍，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
第三，建立鼓励、规范和引导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关法律法规涉及资质要求、注册登记、税收、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明确社会企业身份，鼓励各地各级政府、行业组织出台社会企业认定与评优政策，给予社会企业身份标签。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推动各级政府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对社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企业的评估体系及必要的政府监管体系。通过定期开展的社会企业评估，奖优罚劣，提升社会企业的公开透明度，获取社会各界的认同。最后，还要帮助社会企业建立自律机制和行业性的互律、他律机制，推动社会企业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益意识，努力形成公益导向的行业氛围和社会氛围。
第四，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创办社会企业，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制定具体规划与实施路径，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与指引手册，切实有效的支持鼓励社会团体、公益基金会、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个人投资创办社会企业。支持政府直接举办的社会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直接转变为社会企业而非商业企业，继续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推动一批具有创新能力与意愿的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探索扶持一批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认同信义关系的物业公司转型社会企业；特别是在乡村社区探索集体经济转型社会企业。支持探索社会企业托管政府和社区公共空间，开发无偿和低偿收费的社区服务项目，探索“社会企业创新社区服务”的道路。
第五，建立社会企业行业数据库系统，探索建立社会企业资源对接项目库，建立全行业社会企业项目库管理运行机制。为全国社会企业行业扫描和行业分析准备基础数据，为各地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扶持提供参考数据。开展社会企业线上与线下交流交易会，打破社会企业“信息孤岛”困境，盘活数据存量，实现数据共享，打通社会企业与传统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跨界关系网络，实现协同治理下带来的多方资源优势。
第六，构建社会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以政府公益创投、社会资本、影响力资本、引导基金为主体的社会企业金融合作模式，探索上述影响力投资主体合作发起设立“社会企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和财政资金引导放大作用，发挥影响力资本与公益金融社会目标优先，周期长的特点，通过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互助基金、为成功付费协议、社会企业信用贷款、社会企业债权融资等方式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或还可以借鉴民建中央发起成立“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经验，集合国家及社会力量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社会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时机成熟，还可以类似支持民营企业设立“民生银行”，还可以支持社会企业行业设立“社企银行”。支持设立“社会企业交易所”或“社企板”。
第七，完善社会企业生态建设。充分动用媒体展开对社会企业的普及、讨论、规范和引导，加强民众对社会企业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奖励活动识别、鼓励和推广社会企业，吸纳社会企业家群体进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青联等组织，从多维度扩大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影响力。最后，还应着重培养年轻一代的社会企业意识和建立实践机制。比如在教育部“互联网+”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设立社会企业组，在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中设立社会企业组，以及在团中央创青春、挑战杯创业大赛中设立“社会企业”赛道。在学校层面，还可支持高校成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在高校举办“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开办社会企业课程，社会企业项目竞赛和实习活动，在新一代创业者当中增强社会企业意识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培育，建立在社会企业中发展的职业路径，鼓励社会企业队伍的发展壮大。
（《关于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企业的建议案》是12月6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社会企业提案研讨会的讨论稿。作为提案，里面有些建议提得过于具体，是不符合提案要求的。但关于发展社会企业的一些设想，作为历史文件存档在这里，所以便没有再作修改。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行列中来，一起推动社企发展，创造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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